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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武汉访友之二】随州博物馆

2022-02-20 12:10:38 motto 阅读:807 积分:2001

    看过曾侯乙墓,很快就到了随州博物馆的北门。

    北门进院,绕道南门进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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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博物馆周围的花坛、草坪立有好多廉政方面的碑石,这里还应该是随州市的廉政公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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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博物馆背西朝东,前面就是擂鼓墩大道,正对着的是清河路,跨过涢水。
    博物馆建设背靠擂鼓墩,设计主体为一个主馆和两个副馆,园林式布局,采用楚国建筑“一台”、“殿”、“多台”组成的风格,外形主要体现“楚城”和“编钟”特色。同时,它又是一座设备条件较为先进的现代博览建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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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沿着梯形台阶,进入一层主馆是一个大序厅和休息厅,往里走是一个面积为1100多平方米的陈列厅,陈列厅的后面是办公区和库房;陈列厅的左右两边分别为一个面积600余平方米的展厅;南、北两个副馆主要设计为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展厅和编钟演艺厅。博物馆的主馆第二层主要是三个展厅和两个小珍品馆,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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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随州古称"汉东之国",其“随”字最早出于西周“汉东之国随为大”,当时随国为一诸侯国,附庸在楚国之下,附近有陈国、蔡国、唐国等。自西周后,“随”这一古地名得以流传下来。隋文帝杨坚曾在此封地,隋朝亦因随州而命名。

   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随州,历史名人上古有炎帝神农;春秋有季梁、随侯;战国有曾侯乙;唐时有胡紫阳等;随州城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大型成套系列编钟(打击乐器),更惊艳世界,被誉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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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馆内现有《通史陈列展》、《擂鼓墩二号墓出土文物展》、《名人名家书画展》、《随州市公安局追缴文物展》等专题陈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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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,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。曾侯乙墓呈“卜”字形,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,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。无墓道,南北向,墓坑南北长16.5米,东西宽21米,深13米,面积为220平方米。

    此曾国与史书中的姬姓随国一国两名,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(括)。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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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(guǐ,音轨)和编钟、编磐为主的礼乐器,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,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,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,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,以及人们对天地、神明和祖先的敬畏。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(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)、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(xiù,音秀)名称的衣箱等,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、技术、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。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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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青铜冰鉴。这是古代用以冰(温)酒的器具,通高61.5厘米、边长62厘米、重170公斤。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;外部为鉴,鉴内置一尊缶。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,夏天可以放入冰块,冬天则贮存温水,尊缶内盛酒,这样就可以喝到“冬暖夏凉”的酒。

   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、勾连纹和蕉叶纹等,并均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此器结构复杂,造型奇特,工艺精湛,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。同时出土两件,造型、纹饰、大小均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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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,通高124.5厘米、口径48.4厘米、足径69厘米,重327.5千克。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、最重的一件,堪称“酒器之王”。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,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,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、重环纹、蟠螭纹、綯纹、雷纹、蕉叶纹、带纹、蟠蛇纹等构成,花纹花式统一,线条整齐划一。大尊缶出土时,里面还存有酒液。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,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。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,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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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联禁铜壶。壶为敞口,厚方唇,长颈,圆鼓腹,圈足。左壶通高99厘米、口径33.8厘米、盖罩径53厘米、底径40.6厘米、重106公斤;右壶通高99厘米、口径32.6厘米、盖罩径53厘米、底径40.6厘米、重99公斤,铜禁长117.5厘米、宽53.4厘米、高13.2厘米、重35.2公斤。壶盖有衔环蛇形钮,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。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。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。两壶内壁均铸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

   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,以承放大壶圈足。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。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,后足蹬地。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。

    铜禁出土不多,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。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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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间,彩漆木雕鸳鸯形盒,既是一件可作实用的器具,更是一件精巧的艺术品,出自西室陪葬棺,应是其中一位陪葬女的心爱之物。器物的腹部两侧分别绘有撞钟与击鼓舞蹈图案,是反映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及绘画艺术的罕见的材料。

    左侧,彩漆木雕龙凤纹盖豆。食器。盛放腌菜、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。这两边把手很显雕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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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尊盘。尊高33.1厘米,口径25厘米,盘高24厘米,宽57.6厘米,深12厘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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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尊敞口,呈喇叭状,宽厚的外沿翻折,下垂,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,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。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,蕉叶向上舒展,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,和谐又统一。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,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,兽沿尊颈向上攀爬,回首吐舌,长舌垂卷如钩。尊腹、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,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,层次丰富,主次分明。盘直壁平底,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,皆饰蟠虺纹,与尊口风格相同。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,龙首下垂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,首伏于口沿,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,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、僵硬感。出土时尊置于盘内,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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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尊是盛酒器,盘一般作水器用,二者合为一器,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,祭祀时酌以献尸,宾礼时酌以饮客。整套器物纹饰繁缛,穷极富丽,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。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,透视有若干层次,系用失蜡法铸造,即先用蜡做模,模外做范,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,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,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,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。这一发现,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,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。尊和盘均铸有“曾候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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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,出土兵器数量之多,品种之繁,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。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。对于殳,历代典籍多有记载,可惜都比较简略。历经千载岁月,沧海桑田,后世竟然未有先秦“殳”的实物或图形传世,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。殳,有的史书上也称作“杵”或“杖”,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,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,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。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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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尚书·武成》中有“血流漂杵”,“杵”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,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。周朝把殳列入“车之五兵”之一,是用于实战的兵器。        秦始皇统一天下,秦军所向披靡,拥有数量庞大、质量精良的兵器。然而此时作为车战“五兵”之一的殳,其功用却悄然退化。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,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。汉承秦制,在汉代的仪仗中,殳被称作“金吾”,铜制套头,两头镀金,御史大夫、司隶校尉等常常“执金吾”夹侍拱卫皇帝。汉代以后,随着车战淡出历史舞台,殳也悄然湮没。作为兵器的殳有没有刃呢?

    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的殳,锐殳7件,晋殳14件。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,顶端有锋,呈三棱矛状,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,一侧刃上铸篆书“曾侯越之用殳”,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铭为“殳”的兵器,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。晋殳两端无刃,仅有铜套。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,以八棱形木杆为芯,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,外面密缠丝线、革带、藤皮,表面髹以红漆或黑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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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,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曰: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;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。”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。曾侯乙墓出土的笙,可以分为十二簧、十四簧、十八簧3种,均用匏斗、芦竹笙管、芦竹簧片制成。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,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,做工十分精细。经专家试奏,其声音婉转低回,古朴典雅,细腻迷人。战国至秦汉之际,盛行“竽瑟之乐”,曾侯自然也不例外。不过,曾侯乙墓出土的瑟,其弦已腐朽,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,长167.3厘米,首宽42.2厘米,尾宽38.5厘米。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,尾端有3个短岳山,张弦25根,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。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,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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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编磬。青铜错金磬架,通高109厘米、宽215厘米,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,两根圆杆作横梁,呈单面双层结构。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、顶两处与横梁榫接。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,以串钩挂磬。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。青铜错金磬架,其磬架之精美、磬块之众多、编悬之明确、配件之完备,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。

   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,形若倨句,大小有异,分为两层四组。一磬虡兽舌上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磬上刻有(其中有少量为墨书)编号和乐律铭文,计708字,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。经复原研究,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,十二半音齐备。音色清脆,独具特色。同出有铭磬匣3具,彩绘磬槌两件。演奏时,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,跽地而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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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曾侯乙青铜编钟,可谓中国古代的钢琴,乐器中的王者。组成部分众多,音色优美,每个编钟上的细节,精细到让人吃惊。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,共64件,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,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。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,中层次之,下层最大。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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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距今2410余年,虽然2000多年过去,但是乐器本身的魅力并未消退,它音域宽广,有五个八度,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。钟的音色优美,音质纯正,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。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,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,无不惊叹音色优美,可以演奏中外各种乐曲,另世界音乐界震惊,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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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它很高调的奏响过四次:

    第一次奏响:1978年。曾侯乙编钟出土后,文化部的音乐家赶到随州,对全套编钟逐个测音。1978年8月1日,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,重新向世人发出了它那浪漫的千古绝响。编钟演奏以《东方红》为开篇,接着是古曲《楚殇》、外国名曲《一路平安》、民族歌曲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最后以《国际歌》的乐曲为落幕。

    第二次奏响:1984年中国成立35周年。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迸发出勃勃生机,1984年,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,邓小平天安门广场阅兵,省博物馆演奏人员被特批随编钟进京,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,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了中国古曲《春江花月夜》和创作曲目《楚殇》以及《欢乐颂》等中外名曲。

    第三次奏响:1997年香港回归。1997年香港回归,在中英政府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,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嘉宾,欣赏了由音乐家谭盾创作并指挥、用湖北的曾侯乙编钟(复制件)演奏的大型交响曲《交响曲1997:天地人》,雄浑深沉的乐声,激荡人心,震撼寰宇。

    第四次奏响:2008年奥运会颁奖乐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音乐被称作“金玉齐声”,由古编钟原声和玉磬的声音交融产生,以形成“金声玉振”的宏大效果,与奥运会“金玉良缘”的设计理念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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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通史陈列展》展出了随州古代文明发展全貌。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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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透露出开创历史的艰辛;商周青铜器品种齐全,铭文丰富,被誉为“青铜器王国”,其发展演变则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。特别是曾国青铜器群,为研究曾国文化及曾、楚关系,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。战国菱形勾连云纹铜敦之精美,为国内已出土铜敦之首。东汉胡人陶俑再现了民族大融合,隋唐金银器说明了王朝的空前繁荣。元明清瓷器精品流光溢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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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玉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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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炎帝,姜姓,连山氏(烈山氏),因善火耕而号神农氏,因以火德王,故称炎帝,是中国汉族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天下共主,年代早于黄帝,炎帝部落从少典氏及有蟜氏派生出来。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,神农生帝魁,魁生帝承,承生帝明,明生帝直,直生帝氂,氂生帝哀,哀生帝克,克生帝榆罔,传位五百三十年。

    相传炎帝牛首人身,他亲尝百草,发展用草药治病;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,教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;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。传说炎帝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,共同击败了蚩尤。

    华人(不仅汉族)自称炎黄子孙,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,成为中华民族团结、奋斗的精神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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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:制耒耜,种五谷,奠定了农工基础;立市廛,首辟市场;治麻为布,民着衣裳;作五弦琴,以乐百姓;削木为弓,以威天下;

    制作陶器,改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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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陶器发明前,人们加工处理食物,只能用火烧烤,有了陶器,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,还可以贮存物品,酿酒,消毒。陶器的使用,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,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    制陶工艺逐渐从简单的形状向美观、大方的方向发展,这也带动了社会向新的发展方向前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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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考古中,属于炎帝神农时期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、西花园遗址、枣阳雕龙碑遗址,出土了大的陶器。其中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,泥质黑陶、灰陶、夹砂粗红陶次之,泥质红陶较少,泥质白陶最少。除少量的素面陶外,纹饰有篮纹、附加堆纹、凹凸弦纹、方格纹、镂孔刻划纹、绳纹、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。器形有鼎、罐、厚胎喇叭形红陶环、陶纺轮、碗、盆、圈足盘、器盖、瓮、尖底缸、长颈壶、四足方鼎等,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制陶文化,提供了有利的参考。说明当人们已经掌握制陶技术,且陶器被人们广泛使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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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990年4月,湖北随州市正在修建老人活动中心,工人在挖地基时,竟从泥土中发现大量的陶制碎片,但他们并未过多关注,而是继续赶工发掘,直到一位年轻的工人挖出陶制工具,他们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。

    施工队长看到陶制碎片和陶制工具,他怀疑工地下有古墓,连忙将消息上报给当地的文物管理局。专家赶到现场后,对现场情况进行具体的考察,并确定该地确实存在古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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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古墓已遭到破坏,专家们决定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。经过半个多月的清理后,专家们在古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制用具,根据这些用具的特点,专家们确定古墓建于东汉时期。

    清理任务即将完成时,一位年轻的专家却在1号砖室墓的腐朽物中,发现一件“奇怪”的陶俑,它竟呈现跪式,头上还带着武士帽,表情有些生气的样子,导致八字胡子外翘,双手放在胸前,举着一把小斧子。从陶俑眼睛深凹的整体造型上看,我们便能确定,该陶俑是胡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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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古墓中出土胡人陶俑并不奇怪,但这个陶俑的背后竟用隶书刻了六个字——“此人皆食大仓”。 专家们看到六个神秘的字,经过研究,最终确定跪式陶俑的用途,该陶俑是守护粮仓的。

    在东汉时期,随州属于南阳郡,这里辖区广阔,人口众多,气候非常利于耕种农作物。当地的农民为减少洪涝灾害,还修建了水利工程,并充分利用地形和河流的特点,进行打井灌溉。正因如此,南阳郡的粮食产量屡创新高,成为两汉时期的“农业大郡”。众所周知,汉代的粮食丰收后,会统一放入粮仓,并由专门人士进行看管。汉人应聘看管粮仓的职位很正常,但为何胡人也会赶来凑热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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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两汉时期的石像、画像砖、壁画等物品中,我们经常会看到胡人图像,这就意味着汉代注重对外文化交流,并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。而胡人跪式陶俑便证明,胡人来到汉朝打工,并被善意接纳的一种社会现象。

    但随州发现的古墓并不是粮仓,为何墓主要将守粮仓的胡人俑当随葬品呢?

   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,在汉代,雇佣胡人所需的工资比较高,而能用胡人看守的粮仓,必定是大粮仓,小粮仓没有雄厚的经济条件,能够让胡人为其守门。当时东汉的王公贵族去世后,会在墓内存放粮食,也就是修建一个冥仓,而他们用胡人陶俑守仓,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墓内有大粮仓,用以彰显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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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生前享受,死后显摆。”墓主在墓内设置粮仓,并放入胡人俑为自己看守,他希望自己在地下享用不尽,永远富足。这样的行为也侧面说明奢华墓葬,逐渐开始流行,而这种奢侈的风气开始盛行后,汉代怎能不走下坡路,又怎么能不覆亡呢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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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画像砖起源于战国时期,盛行于两汉,多在墓室中构成壁画,有的则用在宫室建筑上。画像砖主要用木模压印然后经火烧制成,也有的是在砖上刻出纹饰。画面的表现形式有浅浮雕、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。有的上面还有红、绿、白等颜色。多数画像砖为一砖一个画面,也有一砖为上下两个画面的。画面内容非常丰富,有表现劳动生产的,如播种、收割、舂米、酿造、盐井、桑园放牧等,有描绘社会风俗的如宴乐、杂技、舞蹈等,有神话故事如西王母、月宫等,还有表现统治阶级车马出行的。因此,它们不仅是美术作品,也是记录当时社会生产、生活的实物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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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西汉早期,这种画像空心砖墓在今河南地区迅速发展,并在西汉中期影响到今晋南、冀南、鄂北、皖北和鲁西等周边地区。西汉晚期到东汉末是画像砖艺术的繁荣期。从西汉晚期起,画像砖墓开始摆脱了呆板的箱式结构,迅速向居室化发展,画像砖也摆脱了空心砖的旧模式,向多形化发展。东汉时期,画像砖艺术发展到巅峰,画像砖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西至甘青,东到海滨,南起云贵,北达大漠的广阔区域,并形成了以今河南地区和四川、重庆地区为代表的两大中心分布区,其中四川、重庆地区的画像砖持续繁荣到蜀汉时期。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已经扬弃了图案化的构图,而以有完整画面的方形、长方形、条形的实心砖作为主要载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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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唐代画家张萱的画作。原作已佚,现存的是宋代摹本,绢本设色,因金章宗完颜璟判断失误而题为宋徽宗摹本,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    此图描绘的是天宝十一年(752年),再现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,“道路为(之)耻骇”的典型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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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萱,盛唐画家,京兆(长安,今西安)人,擅长人物画,尤工仕女、婴儿画。有时亦画贵公子、鞍马屏障,对亭台、林木、花鸟,皆穷其妙。可见张萱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画家。特别是所画仕女,丰颐厚体的形象,开盛唐“曲眉丰颊”的画风。线条的运用,则从周密中脱胎出来,加以提炼,简劲而流动。赋色艳丽而不芜杂,鲜明而不单调。张萱、是唐代最具盛名的仕女画大家,驰誉丹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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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参观完毕,驱车直奔武汉,已约好同学在那里等着,最主要的目的是看黄鹤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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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次见到故意建倾倒的高架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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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安陆服务区吃盒方便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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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白在安陆。咋一看把陆安当成了人名,成了“陆安在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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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福银高速两侧红、白两色夹竹桃开得正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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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长江日报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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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过武汉长江大桥,我们到了江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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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进入武汉市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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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下午去看黄鹤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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